流行病学概况/

地区差异显著，部分区域数据匮乏

国际糖尿病联盟（IDF）数据显示，2024年WPR 20~79岁成人中糖尿病患者约为2.15亿，占全球糖尿病总人数的1/3以上。然而，该地区的患病率分布极不均衡：东帝汶和越南低于5%，澳大利亚、柬埔寨、缅甸、新西兰和菲律宾在5%~10%，而多个太平洋岛屿则超过20%，处于全球最高水平（图1）。这一分布模式与超重和肥胖的流行趋势高度一致，部分太平洋岛国年龄≥25岁成人肥胖患病率超过80%。

图1. WPR 20~79岁成人糖尿病患病率（%）（数据源自第11版IDF糖尿病地图）

在发病率方面，来自该地区少数拥有长期监测数据的地区（如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报告显示，自2010年起多数地区发病率呈稳定或下降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发病T2DM的发病率在多个人群中呈现上升趋势。WPR目前占全球新诊断青年T2DM病例总数的约30%，其中澳大利亚原住民人群的发病率居于前列。由于年轻人群中未诊断糖尿病的比例较高，实际疾病负担可能被低估。

需要指出的是，包括众多太平洋岛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内，该地区相当比例的国家和地区缺乏当代T2DM发病率的系统数据，这构成了疾病监测方面的明显空白。

表型异质性/

β细胞功能、脂肪阈值与遗传背景的种族差异

综述重点分析了该地区不同人群间的病理生理差异，认为这些差异对于理解疾病起源和制定治疗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太平洋岛民：以严重肥胖和显著胰岛素抵抗为特征，T2DM通常在极高的BMI水平下发生。

东亚及东南亚人群：在相对较低的BMI水平下即可出现高血糖，但伴有更多的内脏肥胖和β细胞功能障碍（图2）。

图2. 概念框架图展示了上游驱动因素，包括遗传易感性、生命早期暴露于母体营养不良（如饥荒）或营养过剩、向高能量和高血糖负荷饮食的转变以及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这些因素汇聚于亚洲个体中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病理生理机制

先天低β细胞功能是一个基本易感性，与尽管BMI低但内脏脂肪高并存，反映了皮下脂肪储存饱和的较低个体脂肪阈值。由此产生的肝脏、胰腺和肌肉异位脂肪堆积驱动胰岛素抵抗。由于有限的β细胞功能储备无法代偿即使是轻微的胰岛素抵抗，胰岛素分泌衰竭和高血糖的阈值更早且在较低的BMI下达到。这些机制产生了以低BMI、早发年龄和数据驱动聚类中胰岛素缺乏亚型为主的亚洲T2DM表型。

支持亚洲人群β细胞代偿受损的纵向证据来自Ansung-Ansan韩国队列研究的口服葡萄糖耐量数据。该研究表明，虽然所有个体的胰岛素敏感性均随年龄下降，但只有维持正常血糖的个体具有适当的代偿性胰岛素分泌增加。虽然印度人和中国人相对于欧洲人群均有受损的胰岛素分泌，但印度人有限的β细胞储备通常与更显著的胰岛素抵抗共存（主要是肝脏胰岛素抵抗），而肌肉胰岛素抵抗在中国人中更常见。这些发现指出β细胞功能降低是亚洲人群T2DM风险的核心决定因素，而胰岛素抵抗的贡献因种族而异。

除了总脂肪量，脂肪分布——尤其是腹部和内脏脂肪库——是胰岛素抵抗和T2DM的主要驱动因素。综述引入“个体脂肪阈值假说”来解释这一现象：当个体超过其安全储存皮下脂肪的能力时，T2DM即发生，导致异位沉积和代谢紊乱。该阈值在不同个体间差异很大，并受种族背景显著影响。新西兰DEXA数据显示，达到30%体脂百分比时，印度裔人群的BMI约为25 kg/m2，欧洲裔约为30 kg/m2，而毛利人和太平洋岛民则分别约为32 kg/m2和35 kg/m2。这意味着亚洲人群在较低的BMI水平下即可能出现与肥胖相关的代谢异常。

遗传学研究为上述表型差异提供了独立证据。东亚人群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所鉴定的T2DM易感位点多富集于胰腺发育和β细胞功能相关通路，而欧洲人群的相关位点则更多涉及肥胖和脂肪分布。此外，骨骼肌量与质量在葡萄糖处置中的核心作用也被强调——亚洲人群，特别是南亚个体，在生命早期即表现出相对较低的肌肉量和较高的肌间脂肪含量，进一步加剧了胰岛素抵抗。

治疗现状/

达标率分化明显，药物可及性亟待改善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糖尿病契约为2030年设定了“80%糖尿病确诊者HbA1c<8.0%、80%达到血压<140/90 mmHg、60%的40岁及以上人群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的宏伟目标。然而，2021年一项涵盖100个国家的汇总分析表明，高收入国家代表性队列的血糖控制率为74%，而中低收入地区仅为56%（图3）。

图3.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治疗目标达标率比较

ABC目标：HbA1c<7%，血压（BP）<130/80 mmH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2.6 mmol/L。治疗目标达标率基于国家审计和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报告和医疗环境存在差异

WPR内部同样存在显著分化：日本和韩国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参与者达到了HbA1c<7.0%的目标；而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相应比例介于27.8%~39.1%。

在药物选择方面，综述关注了不同降糖疗法在该地区人群中可能存在的疗效差异。α-糖苷酶抑制剂在中国仍是初始治疗策略的基石，可缓解与高血糖负荷饮食相关的餐后血糖波动。噻唑烷二酮类药物在东亚人群中常用于解决由异位脂肪堆积驱动的胰岛素抵抗。此外，尽管新型降糖药不断涌现，DPP-4抑制剂和磺脲类药物在亚洲国家使用仍然普遍。多项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提示，亚洲T2DM人群使用GLP-1受体激动剂所获得的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相对风险降幅可能大于欧洲人群；SGLT2抑制剂在亚洲心衰患者中的心血管获益也有类似趋势。另外，研究发现中国T2DM患者中早期启用DPP-4抑制剂或SGLT2抑制剂，可带来显著治疗获益。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尽管指南推荐新型药物用于合并心肾高风险的患者，但在WPR中低收入国家，这些药物的可及性仍然有限。部分地区的胰岛素治疗同样面临冷藏储存和居家血糖监测等挑战。

并发症格局变迁/

肾脏病与卒中负担突出，癌症与痴呆成为新挑战

该地区糖尿病相关并发症的格局正经历显著变化。在高收入国家，得益于综合管理水平的提升，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呈下降趋势，这使得患者的生存期延长，多病共存（如癌症、感染和痴呆）的比例上升。

具体来看：

终末期肾病：WPR发病率较欧洲高出1.8~3.0倍。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终末期肾病发病率介于4.1~5.3/1000人年，高于澳大利亚的1.9/1000人年，这可能反映了亚洲人群对慢性肾脏病更高的遗传易感性。

卒中与心肌梗死：东亚人群卒中风险高于欧洲人群，这与高盐饮食及盐敏感性的生物学背景有关。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卒中发病率（6.9~11.1/1000人年）高于澳大利亚（5.8/1000人年），而心肌梗死的模式则相反。

新兴并发症：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项全人群研究中，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癌症和痴呆症已位列T2DM患者住院的主要原因。一项全球比较风险评估估计，2012年仅糖尿病就占所有新发癌症病例的2.1%，当考虑高BMI的联合效应时，该比例升至5.7%。在东亚和东南亚，肝癌是与糖尿病及高BMI相关的首要癌症类型，与该地区慢性乙型肝炎高流行率有关。

综述特别关注了年龄谱两端的患者群体。年轻发病T2DM患者面临更快的β细胞功能下降、更长的病程暴露和更高的并发症终生风险；而老年患者则需应对多病共存、多重用药、认知功能下降及衰弱等问题。大多数新型药物疗法和干预措施的临床试验均在年龄较大人群中开展，导致为年轻个体提供治疗建议的证据存在显著空白。

未来策略/

数据驱动、技术赋能与全生命周期干预

针对上述挑战，综述提出了多层次、因地制宜的应对策略：

建立糖尿病登记系统：填补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国的数据空白是当务之急。系统性的登记不仅可追踪诊疗质量，更能通过真实世界证据识别高危人群和护理缺口，为制定本土化临床指南提供依据。

任务转移与能力建设：在专业医生匮乏的地区，将部分临床职责（如基础用药调整、生活方式指导）合理转移给经培训的护士和社区医疗工作者，已被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缓解方案。

数字健康技术：文化适应性移动健康应用程序、远程医疗和即时检测工具（如HbA1c检测）有助于跨越地理障碍。针对低带宽环境进行优化的设计可进一步提高可及性。

全生命周期预防：为应对年轻发病趋势，干预关口需前移至孕前期和孕期。改善孕产妇营养状况和代谢健康，结合以家庭和学校为中心的儿童肥胖干预项目，是打破代际传递的关键路径。同时，针对老年群体，需整合癌症筛查和衰弱评估至常规糖尿病管理中。

WPR的T2DM流行呈现高度的内部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体现在流行病学趋势、病理生理表型、治疗达标率以及并发症谱系等多个维度。亚洲人群以β细胞功能缺陷和较低脂肪阈值为核心特征，太平洋岛民则面临肥胖与高患病率的双重挑战。尽管该地区部分高收入国家在心血管并发症控制方面取得进展，但年轻化趋势、癌症与痴呆等新发负担以及中低收入地区医疗资源可及性不足的问题，共同构成了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填补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国的数据空白，并针对不同人群特征制定文化适应的精准干预措施，是当前亟待推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Andrea On Yan Luk, Lee-Ling Lim, Juliana Chung Ngor Chan, Edith Wing Kar Chow, Soo Heon Kwak, Rinki Murphy; The Burden and Phenotype of Type 2 Diabete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Diabetes Care 2026; dci260055. https://doi.org/10.2337/dci26-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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